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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通之处。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
裴注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
，二是“以备异闻”
，三是“以惩其妄”
，四是“有所论辩”
[78]。
注文引书210种[79]，约32万字，近于原著的36万字，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于《宋书》、《南齐书》和《魏书》。
《宋书》100卷，包含纪、传70卷，志30卷，南朝梁人沈约（441—513年）撰。
《南齐书》包含纪8卷，志11卷，传40卷，序录1卷，已佚，今存59卷，南朝梁人萧子显（约489—537年）撰。
它们记载了南朝宋、齐两个皇朝的历史。
《宋书》在反映门阀风气、南北对峙、人口迁移等时代特点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记载。
它的志，上溯曹魏，补《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显示了作者的见识。
《南齐书》写人物，做到“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
[80]，显示出作者的史才。
《魏书》包括纪14卷，传96卷，志20卷，例目1卷（已佚），今存130卷，北齐魏收（506—572年）撰。
它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包括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关系的发展。
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突出的特色。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历史上曾有人把《魏书》说成是“秽史”
，那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宣扬了神秘思想，这是它们共同的缺陷。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
《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后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
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
其中《晋起居注》多达317卷（原注：梁有322卷），《后魏起居注》为336卷。
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
，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据之一。
尽管它们都已散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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