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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大多包含在正史即皇朝史的民族传专篇和地方史撰述中。
域外史，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出了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当时或今日之域外情况的记述了。
例如，《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
传，是关于古代日本历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仍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佛教的盛行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
，促进了有关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
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中外交通的原始记录。
它记录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
家史、谱牒和别传，都是门阀地主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家史、谱牒出自“高门华胄”
[61]之家。
《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著录家史29种，多出自两晋南北朝人之手。
谱牒之盛，更为壮观。
仅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的46种谱书，有43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可以推想谱牒之佚亡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多。
谱牒撰述之盛推动了谱学的发展。
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学”
，撰成《姓系簿状》，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62]。
梁武帝时，又有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30卷，又集《十八州谱》710卷[63]。
谙练谱系，以为时尚。
南朝宋人王弘以“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讳”
[64]而名噪一时，可见谱学地位之尊。
魏晋以下，“品藻人物”
，提倡“名教”
，讲究“风化”
，又推动了各种别传的撰写。
《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类聚区分”
形式的别传。
家史、谱牒、别传的发展，既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点，也表明史学跟社会的接触面更为扩大了。
史论、史评和史注，在这个时期也有了突出的发展。
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有“史论”
专卷，说明史论大为时人所重；梁人刘勰撰《文心雕龙》一书，内有《史传》一篇，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专文。
史注更是大为发展，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皆史注名作。
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一则向人们表明史学本身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则也向人们表明史学同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广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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