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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趁机劝说太武帝诛杀全国的僧人，销毁所有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寇谦之与崔浩激烈争辩，崔浩不听。
北魏先诛杀了长安的全部僧人，焚毁佛经、佛像，还下令留守平城的官员向全国传达命令，一律按照长安的做法执行。
太武帝下诏说：“从前东汉的昏庸君主，信奉迷惑人的邪说，扰乱天道纲常，自古以来，九州之内从未有过这种事。
佛教夸大其词，不符合人情，末世之时，人们无不被迷惑。
由此导致政令教化无法推行，礼义严重败坏，天下九州，沦为废墟。
朕继承天命，想消除虚假、确立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治世。
现将佛教全部铲除，消灭其踪迹。
从今以后，胆敢侍奉胡人神灵、塑造泥像、铜像的人，一律处死。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非凡的事，除了朕，谁能铲除这些历代流传的虚假之物？有关部门要向各镇将领、刺史宣告，所有佛像和佛经，都要打碎焚烧，僧人无论老少，全部活埋！”
太子拓跋晃一向喜好佛教，多次劝谏，太武帝不听，拓跋晃于是故意拖延宣布诏书，让远近的人提前得知消息，得以各自设法应对。
很多僧人逃亡藏匿，得以幸免，有的还收藏了佛经、佛像，只有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没有一处留存。
北魏太武帝将长安的两千户工匠迁徙到平城。
返回途中，抵达洛水时，分兵诛杀李闰（今陕西大荔北）反叛的羌人。
太原人颜白鹿私自进入北魏境内，被魏人抓获，即将被杀时，他谎称是青州刺史杜骥派他来归降的。
魏人将颜白鹿送到平城，太武帝高兴地说：“杜骥是我外家（太武帝母亲是杜骥的堂姐）的人啊。”
让崔浩写信给杜骥，同时命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领兵迎接杜骥，进军到历城（今山东济南）攻打冀州刺史申恬；杜骥派府司马夏侯祖欢等人领兵救援历城。
北魏军队于是侵扰兖、青、冀三州，抵达清水以东后返回；杀人劫掠无数，北方边境陷入骚动。
宋文帝因为北魏入侵而担忧，向大臣们征求应对办法。
御史中丞何承天上书，认为：“凡是防备匈奴（这里指北魏）的策略，不过两类：武将主张全力征讨，儒生提议和亲讲和。
现在如果想效仿卫青、霍去病（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那样北伐，除非先在淮河、泗水流域大力垦田，充实青州、徐州的物资储备，让百姓有多余的存粮、田野里堆满谷物，然后派十万精锐士兵，一举扫平敌人，否则根本做不到。
如果只是想派兵追击讨伐，报复他们的侵扰，那北魏肯定会率领轻骑兵逃走，不肯正面交战。
这样只会耗费巨额军费，却不能损伤敌人，报复的战事也会没完没了。
这是最下等的策略。
安定边境、坚守防御，才是长远之计。
我私下认为，当年曹操、孙权势均力敌，他们在长江、淮河之间，各自都有几百里的空地没人居住。
为什么呢？因为边境的侦察区域，不是适合耕种放牧的地方，所以要加固壁垒、清空田野来等待敌人，整顿军备、修缮武器来趁敌人疲惫时反击；保护百姓、保全领土，离不开这种方法。
总结下来，具体策略有西条：
第一条是‘迁移远地百姓到近处’。
现在青州、兖州的老住户，以及冀州新归附的百姓，住在边境一带的有三万多家，可把他们全部迁到大岘山（今山东临朐东南）以南，来充实内地。
第二条是‘多建城邑安置移民’。
给移民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资，让他们春夏季节耕种放牧，秋冬季节住进城里防守。
敌人来的时候，一座城里有一千户人家，能打仗的士兵不少于两千人，剩下的老弱妇孺，也能登上城墙击鼓呐喊，足够对抗三万魏军了。
第三条是‘集中耕牛车辆运输粮草武器’。
算下来一千户的物资，至少有五百头耕牛，能造五百辆车，把车辆互相连接起来保护百姓；就算城池守不住，也能驾车走险要路段，敌人拦不住，有紧急情况需要征调，两天内就能集结完毕。
第西条是‘按人口分配武器’。
凡是两千名士兵，根据各自擅长的技能，每人都有自己熟悉的武器，武器上刻自己的名字，平时回城就交给仓库保管，出兵时再申领使用。
百姓没有的弓箭、铠甲、铁器，官府要逐渐补充。
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就能基本备齐。
现在让附近州郡的军队，远驻清水、济水一带，不仅耗费大，士兵也抱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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