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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多带吴、楚地域特色，北朝周、齐的音乐多含胡、夷异域风格，于是斟酌南北音乐特点，参考古代乐律，创作了《唐雅乐》，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
太宗下诏命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
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上奏呈上新乐。
太宗说：“礼乐本是圣人顺应情感设立的教化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难道取决于这个吗？”
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两首乐曲的声调哀怨悲伤，过路人听了都落泪，怎能说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呢！”
太宗说：“不是这样的。
音乐能感染人，所以高兴的人听了更喜悦，忧愁的人听了更悲伤，悲喜源于人心，而非音乐本身。
即将灭亡的政权下，百姓必然愁苦，所以听乐才会悲伤。
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演奏，你难道会悲伤吗？”
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物吗！
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乐的真谛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非声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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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司马光说：我听说舜的臣子垂能凭眼睛测定方圆，凭内心衡量曲直，却不能直接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然是规矩。
圣人不费力就能做得恰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得，却不能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的，必然是礼乐。
礼是圣人践行的准则，乐是圣人喜爱的和谐之声。
圣人践行中正之道、喜爱和平之音，又想与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
所以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沿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绩。
五帝、三王离世间已久，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喜好，清楚得仿佛他们仍在世。
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效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根本，礼仪声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
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时刻放在心上；践行礼乐的形式，时刻不离自身。
从家庭兴起，在朝廷彰显，推广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传到天下，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无不蕴含礼乐；这样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才能教化普及，迎来凤凰来朝的盛世。
如果没有根本只留形式，偶尔施行却长期废弃，想要移风易俗，实在困难。
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唱天降祥瑞，音乐虽美，却不能避免颁布哀痛的诏书。
王莽设立羲和官，考订乐律，条理虽精，却不能挽救渐台的灾祸。
晋武帝制定笛尺，调和金石乐器，规定虽详，却不能阻止平阳的战乱。
梁武帝制作四器，调和八音，考察虽细，却不能免除台城的屈辱。
然而《韶》《夏》《濩》《武》等古乐至今仍在，若其余方面配不上这些乐，就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呢！
这就像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等器物制成，终究无法实现。
何况齐、陈的荒淫昏君，他们的亡国之音，即便在朝堂上临时演奏，又怎能改变世人的哀乐呢！
而太宗仓促说治理兴衰与乐无关，为何发言如此轻率，轻易否定圣人的主张呢？礼并非指礼仪形式，但没有礼仪形式，礼就无法施行。
乐并非指声音本身，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体现。
好比山，取一土一石不能称之为山，但土石都没有了，山又在哪里呢！
所以说：“没有根本就无法确立，没有形式就无法施行。”
怎能因齐、陈的音乐在今世不灵验，就说乐对治理兴衰无益，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何区别！
如果真如太宗所言，那么五帝、三王创作音乐就都是虚妄的了。
“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应当存而不论。”
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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