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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或观念”
中揭示出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
？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65]
因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的哲学批判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
在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以一个生动而犀利的论断揭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
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
[66]
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则把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神秘地化为观念之间的关系。
这样，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
的自我运动。
正因如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使现实的关系从抽象的观念中显现出来，又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下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并把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67]。
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这种批判的目的——人类解放——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普遍性所表达的“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
的普遍性，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资本”
与“劳动”
的关系。
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68]。
这表现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
；另一方面，“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个人自己现在也被分割，转化成了某种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
[69]。
马克思的精辟分析表明，黑格尔式的泛逻辑主义的“绝对精神”
的自我运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
的批判，在其现实意义上，就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下解放出来，从现实的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实现的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理论批判，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人类争取从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特别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哲学批判的现实性。
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70]正是把哲学的批判视为现实批判的理论表达，唯物辩证法才获得了彻底的批判本性。
（二）宗教批判和人本学批判
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是曲折的，表达这种现实的理论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异化给彼岸世界的上帝，反对黑格尔以抽象的思维统治人的感性存在，并在这种双重批判中提出了他的人本学理论。
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为哲学的出发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对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批判宗教的意义，马克思指出：“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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