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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试图为科学提供认识的根据,从而具有“科学的科学”
的性质;只有当哲学既完全地、彻底地依赖于实证科学,又自觉地、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哲学才能成为哲学科学,才能科学地解决自己的对象问题。
哲学要完全地、彻底地依赖于实证科学,其前提是实证科学自身必须发达到足以揭示世界普遍联系的程度。
从19世纪初开始,自然科学已由主要是“收集材料”
的科学和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
的科学和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
恩格斯说,由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10]。
在这种科学背景下,那种“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
的“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
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11]。
恩格斯还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终结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所以,“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12]。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首先就是以19世纪科学的巨大发展为背景,由传统哲学的在头脑中制造联系而转变为从科学成果中概括和总结现实的联系。
实证科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研究客体。
现代哲学对世界各环节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及其辩证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认识,为实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开拓了空前广阔的前景。
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还企图超越科学对世界必然性的认识而让哲学直接地去研究“整个世界”
,那就不仅是对哲学的历史和科学的现实的无知,而且是一种更加明显的、不可接受的倒退。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证科学为直接的研究客体,既不是把实证科学成果汇集起来去充当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也不是一般地研究科学本身的问题去充当关于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关于科学的科学哲学,但只是它的一个部门哲学),而是从实证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和总结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实证科学。
任何一门实证科学,都不仅是以自己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类扩展和深化对世界的改造,而且历史地扩展和深化了人类用以反映世界的认识系统,历史地提供和更新了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之网,历史地改善和变革了人类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从而历史地表现着思维向客体接近的规律。
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统一,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进步的中介而实现的。
这就是实证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认识论意义。
科学的历史发展为人类提供不断增加的认识成分,哲学理论的现实内容来源于科学。
哲学是通过对认识史的总结而深化用以概括科学成果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时运用辩证思维去概括和总结实证科学自身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自觉地使之升华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坚定地并且日趋全面地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成果来深化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自觉地并且日益深化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辩证思维去概括科学成果、促进科学的发展,这又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质。
这种科学性质与哲学性质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科学;这种哲学科学的对象,就是凝聚在整个人类认识史和全部实证科学之中的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整个世界”
为对象,不仅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现实基础——实证科学,而且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为对象,那就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而与传统哲学相混同;而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证科学”
为对象,则会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质而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相并论。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和哲学性质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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