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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展为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形成。
但是，理论思维在古代人那里还不发达。
这种理论思维的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形式逻辑的形成过程。
形式逻辑作为关于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和规则的科学，就其实质而言，是要求思维运演（思维操作）过程的确定性和无矛盾性。
形式逻辑的“逻辑”
，就是对思维运演过程中的矛盾的排除。
形式逻辑的形成过程，是人的认识由对思维对象的直观把握，进展到思考思维本身的过程。
在这种思考中，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也表现为古代的辩证论者在类概念等问题上的困惑和探索。
但是，作为形式逻辑形成过程中对思维本身的思考，它的根本指向则是排除思维运演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确立思维的操作规则，以达到思维本身的确定性。
相对于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是一种初级的思维逻辑。
这种初级逻辑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辩证逻辑的必要前提，更是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的批判对象。
在古代哲学中，形式逻辑主要地并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而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容和结果。
在古希腊哲学中，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演绎逻辑（主要是直言三段论）。
因此，古代辩证法还不可能自觉地、系统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
第二，科学思维的形成过程。
科学是对经验常识的超越。
科学与常识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科学思维的逻辑性、科学目标的自觉性和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
科学理论以其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去描述和解释它所考察的经验对象，因而尖锐地凸显出思想内容的客观性问题、思想成果的检验性问题、思想出发点的前提问题等，也就是凸显出作为理论思维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
辩证法自觉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需要以科学思维的发达和科学理论的成熟为前提。
古代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基本上是同步形成的，并且是相互交融的。
它们的共同的批判对象是原始宗教和经验常识，科学本身则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而是直接地构成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古代的哲学和科学，首先是批判原始宗教和常识对世界的拟人化解释。
在原始思维中，一方面是按照人类经验来设想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又按照宇宙的事件来设想人类经验，由于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而产生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则力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经验。
如用水、土、火、气等“元素”
来解释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用人体内部的物理实体的失调来解释疾病等。
在这种解释中，自然的因果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哲学解释模型和科学解释模型，而“因果关系”
却不是哲学的思考对象。
科学思维的发达、科学理论的成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哲学与科学的分化，是科学成为辩证法批判对象的前提。
由于古代还不具备哲学与科学分化的条件，因而科学本身还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
由此便决定，古代辩证法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经验常识。
而由于经验常识的零散性、模糊性、经验性，辩证法便具有不可避免的素朴性。
第三，哲学思维的形成过程。
科学思维的形成过程，也是哲学思维的形成过程。
在古代人那里，科学和哲学都是寻求知识，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则在于，科学和哲学所寻求的是不同等级的即普遍性程度不同的知识。
知识的本质是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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