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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行状》所记“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
……”
此语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据以破本文之“五”
字,益支离矣。
总之,慧立著本书时,偶遗却“享寿若干”
之一句,遂令吾侪堕五里雾中,犹幸《塔铭》有明文,而本书所录此两条能为极强之佐证,故奘师年谱之成立,尚非绝望。
今试根据本书,正其矛盾,为简谱如下: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西纪五九六)法师生。
仁寿三年(六〇三)八岁。
能诵《孝经》。
炀帝大业四年(六〇八)十三岁。
始出家。
大业十一年(六一五)二十岁。
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岁。
在成都坐夏学律。
案:本书云:“年满二十,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
疑是误并两事为一事。
武德六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岁。
遍游京师江汉河北诸地,从师问学。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三十二岁。
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游求法。
冬间抵高昌,为其王麴文泰所礼待。
案:师之西游,本书及一切记载皆云在贞观三年,误也。
所以致误之由,盖缘师在外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归,从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个年头,遂相沿生误。
今考“历览周游一十七载”
之语,始见于师在于阗所上表,而其表文实作于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从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
师曾在素叶城晤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杀,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
师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谱贞观十六年条下案语),若出游果在三年,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
师出游冒禁越境,其所以能然者,则由霜灾饥荒,搀在饥民队中以行,《续传》所谓“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
是也。
考《唐书·太宗纪》云:“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正与《续传》所记情事相应。
若贞观三年,则并无“霜俭”
之事,其不合四也。
以此诸证,故吾确信师之出游乃贞观元年而非三年。
其详见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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