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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然兼之实难。
语其体要,则唯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
佛译初兴,口笔分途,口授者已非娴汉言,笔受者更罕明梵旨。
则唯影响掇拾,加以藻缋,冀悦俗流。
其后研究日进,学者始深以为病。
僧叡之论旧译《维摩》谓:“(见什师后)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
(《祐录》引《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支敏度亦云:“或其文梵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
(《祐录》引《合维摩诘经自序》)罗什览《大品般若》旧译,谓:“多纰缪失旨,不与梵本相应。”
(《高僧传》本传)随举数例,他可推矣。
故至道安、罗什时,翻译文体之讨论,成为一重要问题。
道安,极能文之人也。
其文传于今者尚数十篇,华藻皆彬彬焉。
乃其论译事,务主质朴。
质而言之,则安殆主张直译之人也。
其品骘前人,谓:“支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高僧传·支谶传》)谓:“叉罗、支越,斫凿甚巧。
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
(《祐录》卷八引)其泛论文体也,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
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
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鞟婆沙序》)又曰:“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
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
(《比丘大戒序》)又云:“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也。”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以上俱《祐录》引)其最有名者为“五失本三不易”
之论。
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删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后段覆牒前段之语。
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会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博证(原文具见《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
以其文太繁且亦伤华难读,故撮举其大意如此)。
凡兹陈义,可谓博深切明。
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
,靡藻**声,令人欲哕。
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口匡救,良非得已。
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鞟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
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
罗什持论,与安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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