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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
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
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
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
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
《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
。
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
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高僧传》卷九[1]《佛图澄传》引）。
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
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
。
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
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
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一语（《后汉书》本传）。
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
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
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2]卷三）。
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
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
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
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
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
河北佛教渐以光大。
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
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
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
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
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
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
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借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毋庸为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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