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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奏曰：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1542）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
……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
据此可知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
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频数。
穆宗享国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1568）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1569）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1569）二月以后。
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绝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
到了张居正当国，厉行节俭，足国富民，在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
由此可知《金瓶梅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
必为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书包含有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1582）以后。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
如丧事则延僧作醮追荐（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时则许愿听经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游方（第四十九回），而归结于地狱天堂，西门庆遗孤且入佛门清修。
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假如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压迫，在他的著作中绝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这一个佛教流行的社会。
明代自开国以来，对佛道二教，初无歧视，后来因为政治关系，对喇嘛教僧稍予优待，天顺、成化间喇嘛教颇占优势，佛教徒假借余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
到了嘉靖时代，陶仲文、邵元节、王金等得势，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献一二秘方，便承宠遇。
诸宫僚翰林九卿长贰入直者往以青词称意，不次大拜。
天下靡然风从，献灵芝、白鹿、白鹊、丹砂，无虚日。
朝臣亦天天在讲符瑞，报祥异，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
在皇帝休养或做法事时，非时上奏的且得殊罚。
道士遍都下，其领袖贵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绾牙牌，跻朝列，再次亦凌视士人，作威福。
同时又焚佛牙，毁佛骨，逐僧侣，没庙产，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销声匿迹，倒尽了霉。
到隆、万时，道教失势了，道士们或贬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宠，到处造庙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拟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过到万历时代替身僧的声势，则为前所未有）。
《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
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
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
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
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
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
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
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嘉靖时则完全为道教化的时代，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得势了。
《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如第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第六十五回的吴道士迎殡，第六十七回的黄真人荐亡，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
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绝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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