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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案发后,朝廷上谁也不敢说明详情,有一个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书把这事解释明白,也不中用,还是把地方长吏一杀而空。
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济宁知府方克务(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该案中。
上书人也被罚充军。
(31)
郭桓是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七百万,供词牵连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几万人。
追赃又牵连全国各地,中产之家差不多全被这案子搞得倾家**产,家破人亡。
这案子惊动了整个社会,也大伤了中产阶级和中下级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击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判官,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一看不对,赶紧下手诏条列郭桓等罪状说: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入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
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富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秋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授。
意思是追赃七百万还是圣恩宽容,认真算起来该有两千四百万。
这几万人死得绝不委屈。
话虽如此说,到底觉得有些不妥,只好借审刑官的头来平众怒,把原审官杀了一批,再三申说,求人民的谅解。
(32)一年后,他又特别指出:“自开国以来,唯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于赃贪。”
(33)可见杀这些贪官污吏是不错的,是千该万该的。
不过,倒过来说,杀了二十年的贪官污吏,而贪官污吏还是那么多,沿海比较富饶区域的地方官,二十年来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赃贪而得罪,由此可见,专制独裁的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根本分不开,单用严刑重罚、恐怖屠杀去根绝贪污,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剥皮、抽筋,以至抄家灭族的威胁空气中,凡是做官的,不论大官小官,近臣远官,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之祸,人人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子。
这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辞官,回家当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讳,说是不肯帮朝廷做事:“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
(34)大不敬,非杀不可。
没有做过官的儒士,怕极了,躲在乡间不敢出来应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种种方法逼他们出来,“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
还立下一条法令,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35)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师面审,元璋气呼呼发问:“昔世乱居何处?”
回说:“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
不料红寇这名词正刺着皇帝的痛处: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做效之风。
特派法司押回原籍处决。
(36)苏州人才姚润、王谈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处死,全家籍没。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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