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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例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他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拓宽了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领域，也使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更加坚实。
例如，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被胡适誉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
[30]。
从思潮的发展来看，陈垣在两个方面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陈垣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史料的整理”
的系统的主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史籍的整理”
和“档案的整理”
[31]。
第二，陈垣认为，对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
；“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
[32]。
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个看法，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勇气。
以上这些反映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考证学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却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甲骨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简帛学等，以及近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等。
王国维当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很大的发展。
1988年，赵光贤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书中讨论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论史料”
、“论考证”
等问题。
作者指出：“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很好地总结过。
……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的归纳和总结。”
[33]作者结合古今实例，从八个方面对考证方法做了分析。
以上这些事实给人们一个启示，对近百年来历史考证学思潮及其成就，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近年，有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反映了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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