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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可概括如下：第一，强调贯串“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
的哲理阐述。
章太炎肯定《通典》、《文献通考》二书近于“分析法”
和杜佑的“评论”
，肯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
之法，认为他们的缺陷是：“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
他认为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等治史，又有“昧其本干，攻其条末”
之弊。
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
。
以今言之，即注重理论，把握历史变化“之所原”
这一基本主线。
第二，主张“分时”
与“分类”
的相结合。
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唯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
即以事类为经、时代为纬，互相补充。
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
；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
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
。
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
，“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
。
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
、“能立”
，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
。
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
，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
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
他认为，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以新思想为主观”
。
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
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
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的《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典》，记制度；二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纪》；四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五是《表》，《帝王表》和《师相表》以省《考纪》、《别录》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
和“统系”
，《方舆表》和《职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难理”
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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