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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拟草”
《日本国志》一书时，意在“网罗旧闻，参考新政”
；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35]。
作者这个认识，表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头来观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是以此为镜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
所谓“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则概括了《日本国志》的主旨。
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国统志》系志名而纪体，记载了自古代至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的历史。
于明治时期，则逐年逐月详其维新改良措施。
元年（1868），记明治“以二条城为太政官代裁决庶政”
，并“亲临会公卿诸侯，设五誓：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朝幕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智识于寰宇”
[36]。
其后，种种“革故取新”
之举，均由此开始。
八年（1875），记明治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的诏敕说：“中兴日浅，未臻上理”
，在“五事”
之誓的基础上，“乃扩充誓文之意，更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巩司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
。
又记次年明治命栖川亲王“斟酌海外各国成法”
，起草立宪“条例”
。
作者论道：“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
[37]作者在《国统志》卷末发表长篇评论，分析了当时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政体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喧哗嚣竞，哓哓未已”
，但朝廷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
。
当作者在驻英使馆改订《日本杂事诗》时，他在《自序》中写道：“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政从西法”
，这是作者之撰写《日本国志》最关注的问题，故有此论。
作者在《职官志》序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围绕官制而展开对《周礼》的争论，认为这是很可悲的。
他说：“古人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则曷不举泰西之政体而一证其得失也？日本设官，初仿《唐六典》；维新之后，多仿泰西。
今特详志之，以质论者。”
作者首叙官制的一般原则，如等级、俸禄、勋位、章服、黜陟，而于黜陟一项尤详维新以来的重大变化；次叙设官分职，作者自注说：“维新以来，设官分置，废置纷纭”
，“今专就明治十四年冬现有之官，分条胪举，其仿照西法、为旧制所无者，特加详焉”
，故于元老院、大审院、文部省、府县等地方政权叙致尤详，反映了官制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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