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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有所论及。
他认为自马、班、陈、范以后，纪传之史“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
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
，则近乎于“科举之程式”
[108]。
这是批评“正史”
在发展中缺少“别识心裁”
的史家。
他称赞郑樵继承《史记》的事业，“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109]。
他比较郑樵和马端临说：“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
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
[110]所谓“独断之学”
也就是“别识心裁”
。
他自谓撰《湖北通志》，“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
[111]。
由此看来，所谓作史“义意所归”
，其生命力即在于史家的“别识心裁”
。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他如“六经皆史”
说（《易教》），关于通史的理论（《释通》），关于“知人论世”
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文德》），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文理》、《古文十弊》）等，也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
《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是阐述历史思想的名篇。
他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个杰出的古代史家，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在基本体系之发展上的终结。
章学诚同乾嘉时期的考史学者一样，都没有摆脱“六经”
的藩篱。
他也力主史学的经世致用，但他在历史批判精神方面较之于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却又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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