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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如比他晚得多的德国史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
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
它的目标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
[71]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前者主要是考证，后者主要是描述。
《十七史商榷》在考证上的成就，一是关于史书文字的考订，一是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
十七史在传抄、刊刻中不免有文字上的舛误，王鸣盛说的讹文、脱文、衍文，皆属此类。
他在这方面所做的改、补、去的考订工作，有不少成绩。
同时，史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还会出现编次的舛误和史文的颠倒、遗漏；前人在注史、校史、补史方面，也会出现误注、误校、误补的地方。
王鸣盛在这些方面的考订，也有不少成绩。
此书在历史事实的考证上，以典制和事迹为重点，其中以典制为主，而尤其重于地理和职官的考证。
如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以4卷的篇幅集中讨论《汉书》所记地理问题，谓之“地理杂辨证”
。
卷八十一专论唐代官制，而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则兼论唐代地理与官制。
此书考证历史事实，有时也涉及重大问题，如其通过曹参、申屠嘉、邓通等人行事，指出“汉初人才已盛”
[72]；以《魏书·司马睿传》与《晋书·孔愉之传》、《殷仲堪传》相互参考，证明东晋时期“君弱臣强”
[73]之势等。
王鸣盛在自序中表明，他是并不着意于议论这一类“虚文”
的。
但事实上他对史事和史学都有不少评论，而于史学方面的评论更能反映他的学术见解。
他在不少地方推崇马、班、陈、范四史；他对魏收《魏书》被“号为‘秽史’”
持不同看法，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
[74]；他认为《新唐书》帝纪“太简”
[75]，而吴缜《新唐书纠谬》“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
[76]。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但其所论诸史，亦往往有不妥之处，如他对杜佑《通典》多有误解和失实的批评，甚至认为“此书之成亦可云易”
[77]；他完全否认李延寿《南史》、《北史》的史学价值，完全否认前人对《南史》、《北史》评论的任何合理因素，批评李延寿“学识浅陋”
、“信手涂抹”
、“昏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
[78]。
像这样的批评，都不是很冷静、很妥帖的。
在这方面，王鸣盛的书比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不免显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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