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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群史之首，而刘知幾《史通》则有《古今正史》篇，于是“正史”
说法相沿成习，其含义多据《隋志》，即指纪传体通史和皇朝史。
至清代，则专指《二十四史》。
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
[82]，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
之说。
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
[83]。
两宋以后，“野史”
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
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沈括《梦溪笔谈》记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
与事实不合，而做如下结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
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洪迈的论断大致是正确的，但他据此认为“野史不可信”
，便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
《隋书·经籍志二》“杂史”
小序说：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
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
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
这些看法，虽是就“杂史”
提出来的，然其论“史官失其常守”
而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这一社会历史原因，其论“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这一评论的方法论要求，是可以用来看待“野史”
的。
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的末了写道：“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这也是在相近的方法论要求指导下，对待种种“杂述”
的态度。
人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野史”
。
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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