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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是勤奋的史料搜集、整理者和严肃的史料辨析者。
对史事的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判态度，是王世贞治史的主要特点。
如《弇山堂别集·亲征考》有一条记载：“永乐八年成祖文皇帝北征军令，实录不尽载，故记之。”
[66]下文则全部录出“军令”
凡54款。
其《诏令杂考》说：“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
[67]其《市马考》云：“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
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以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
其互市之详，《会典》与志皆不载，故记之。”
[68]这都可以反映出王世贞在史事上的求实精神。
他对实录、野史、家乘的“考误”
，则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其《史乘考误》历来备受推崇，绝非偶然。
但是，他对于国史、野史、家史的积极作用和文献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
第三，他是一个有强烈时代感的史学家。
他执着于国史的撰述，固然有史学传统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到时代的多方面启示。
他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指出：天子即位之赐，“高皇帝时无之”
，后来有了，且范围与数量不断增加，“自是，后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积，往往不胜其费矣”
[69]。
这是在批评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
宦官对政治的危害和对世风的毒化，明代尤盛于前代。
王世贞洞察于此，故于宦官问题颇致力探讨，这就是为什么《中官考》占了《弇山堂别集》十分之一多的篇幅。
他的《中官考》序，深深地反映出他对政治的忧虑。
王世贞在史学上从“是古非今”
而转向“博古通今”
，也反映了他“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追随时代前进的自省精神。
王世贞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未能写出一部完整的和系统的明史，这是时人和他自己都深感遗憾的。
陈文烛的《弇山堂别集》序和王世贞本人的《小序》，都反映出这种心情。
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尤其是他在史料辨析方面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实为医治明代史学上空疏学风的一剂良药。
他的这种批判精神，和跟他大致同时的李贽在历史评论上的批判精神，一齐奏出了晚明史学崛起的高亢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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