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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其为祸一也。
而不早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传三卷，明鉴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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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的见识是深刻的，所谓“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
，是从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看到了潜伏的危机。
所谓“明鉴戒焉”
，正是全书的宗旨。
此书下限有止于正德、嘉靖、万历等不同版本，表明了作者随撰随刻及其为世所重的情况。
邓元锡所撰《明书》（亦称《皇明书》）45卷，含帝典10卷、后妃内纪1卷、列传34卷，亦记洪武至嘉靖近200年史事。
此书实际上只有纪、传两个部分，是不完备的纪传体史书。
其编次以帝为典，后妃为纪，外戚、宦官居列传之首，诸臣传分臣谟、名臣，诸将传分将谟、名将等，均不合乎正史规范，反映了私家撰述的随意性。
再有，他于孝行之外，另立笃行、义行二类，于道学之外，另立心学之门。
邓元锡未入仕途，杜门著述，史称他“《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
；又说“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
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
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
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
[18]。
可见邓元锡思想上的矛盾，《明书》在编撰体例上的随意性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书》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对于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面貌是有意义的。
何乔远所著《名山藏》100卷，记洪武至隆庆200余年史事。
全书分为37记：典谟、坤则、开圣、继体、分藩、勋封、天因、天启、舆地、典礼、乐舞、刑法、河漕、漕运、钱法、兵制、马政、茶马、盐法、臣林、臣林外、关柝、儒林、文苑、俘贤、宦者、列女、臣林杂、宦者杂、高道、本士、本行、艺妙、货殖、方伎、方外、王享等。
其中典礼、乐舞二记未刊，舆地记不全。
全书多采自时人之野史、旧文，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时人称其书说：
读《典谟》诸记可绍衣祖考，读《天因》诸记可寅畏上帝，读《礼乐》诸记可陶淑性情，读《刑法》诸记可明慎出入，读《河漕》诸记可协国而安民，读《兵》、《马》、《茶》、《盐》诸记可兴利而蠲害，读《臣林》诸记可进君子，读《杂林》诸记可退小人，读《列女》、《高士》诸记可扬幽贞而奖廉静，读《方外》、《货技》诸记可抑**巧而服要荒。
[19]
书中所谓的“记”
，实则仍是纪、志、传的统称。
私家著史不拘于体例，此亦明证。
《明史》称：“乔远博览，好著书。
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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