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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史》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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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210卷，含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至元顺帝约160年间蒙古、元朝史事，而以记元朝史事为主，是明朝官修前代史的代表性著作。
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十二月朱元璋即诏修元史。
洪武三年（1370）十月，全书告成。
在中国史学上，一个新的皇朝建立之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前一个皇朝的历史，是不多见的。
这反映了朱元璋和明初统治集团对于修撰元史之重要的现实意义，有极深刻的认识。
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开局修撰元史时，朱元璋对廷臣们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
他又面谕参与修史诸儒，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
他叙述了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而此后，“至其季世，嗣君荒**，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
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
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8]。
从政治斗争来看，这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历史的评论。
但朱元璋的话更有另一层深意，即不仅仅是为了“记成败”
，还有“示劝惩”
的目的。
“劝惩”
的范围，包括一切“君臣行事”
。
“记成败”
是为了说明历史，“示劝惩”
为的是警戒当今。
朱元璋十分懂得史学同政治、历史同现实的这种关系，故于立国之初就提出了修撰元史的事情。
从史学上看，朱元璋的话反映出他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其中包含着自身的行为，也有将“是非公于后世”
的思想。
他说的“直述其事”
、合于“公论”
，也符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总的说来，一个开国之君，不仅讲到了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讲到了修撰前朝史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史学的一般认识，在朱元璋之前，也只有李渊、李世民等少数几个人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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