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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采辑先朝事迹的工作，有时也命地方长官领其事，虽有敷衍塞责的，但一般尚能认真对待，保证了实录所据材料有广泛的来源。
明代实录的纂修，肇始于建文，终了于崇祯，首尾二百余年，且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难得做到有统一的体例。
《宣宗实录》卷首有纂修凡例52条，包含帝后、诸王、百官任免、选法、考课、户口增减、转输、漕运、盐粮、钞法、庆典、学校、科举、丧葬之礼、天象变化、纂修先朝实录及其他重要编撰活动、边境茶马之政、刑官平反冤狱、营建山陵、新开修治河渠等，皆一一备书。
《宣宗实录》成书较早，它的凡例自然会对后来的实录纂修体例产生影响。
（续表）
《明实录》中，有的经过重修、改修，篡改了一些历史真相，如《太祖实录》、霍维华等改修之《光宗实录》；有的初修时即多有曲笔，如《英宗实录》、《孝宗实录》。
因此，自明代以来，批评它的人很多，有的甚至认为明代“无史”
[3]；“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4]。
明朝统治者不修日历、起居注，也不修国史，仅以实录代国史，而实录又无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为据，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加重了对《明实录》的批评。
但批评近于全部否定，就不合乎事实了。
王世贞撰《史乘考误》，对本朝实录做了尖锐的批评，颇具卓识，同时他也冷静地窥见了它的历史价值。
他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5]王世贞说的“国史”
即指实录，并且认为它在记述典章、文献方面，具有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优势。
万斯同论《明实录》说：“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
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
[6]这是从人和事的记载方面肯定了《明实录》的价值。
王、万皆为史学名家，都对明朝实录有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其论断大致反映了明代实录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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