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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简述其在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被金朝立为“大楚皇帝”
，最后写他被宋高宗“罪以隐事杀之”
。
于《刘豫传》，先写他在宋的仕进，继而则写他杀宋骁将关胜而降金，在天会八年（1130）被金立为“大齐皇帝”
、献逼宋主之策，以及天会十五年（1137）“大齐皇帝”
被废，降为蜀王，最后被降为曹王，直至于死。
所有这些，一一照书。
但在后论中，撰者则明确地评论说：“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
五季乱极，纲常斁坏。
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
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
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
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
[49]这是从君臣名分和个人道德上对张、刘二人进行谴责，而且由此也批评了辽、金的最高统治者。
处在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金史》撰者做这样的评论，尽管不免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他们毕竟大致写出了这类人物行事的真相，而且给予了明确的评价。
《金史》类传除《忠义传》外，依次还有《文艺传》、《孝友传》、《隐逸传》、《循吏传》、《酷吏传》、《佞幸传》、《列女传》、《宦者传》、《方伎传》、《逆臣传》、《叛臣传》、《外国传》等，而在《忠义传》之前则有《世戚传》，这大致是仿《新唐书》的类传立目。
其中，有的反映出了撰者深刻的历史见解。
如《文艺传》序指出：金初本无文字，后得辽人用之，及伐宋，取汴京图书，而宋士多归之，于是乃崇儒学。
到了世宗、章宗之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
。
撰者进而得到这样的认识：“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
[50]这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揭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经验；从更深的意义来考察，这个认识也表明了以“儒风”
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不同民族间意识形态上所产生的共识和融合作用。
《金史》本纪有很多生动的事实，证明撰者所论的正确。
元也是用武得国，无异于辽与金，且金是为元所灭。
元修《金史》能够提出这些论点，是很难得的。
《辽史》有《国语解》1卷作为全书终篇，《金史》有《金国语解》附于书末，这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辽史·国语解》从史注家的训诂音释来说明它的必要性，并以帝纪、志、表、列传编次；《金国语解》以效法北魏孝文帝的做法来说明它的必要性，并按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编次。
它们从语言上反映了《辽史》、《金史》的民族特色。
《辽史》和《金史》分别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阐述了其兴亡盛衰之故及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二是反映了中华文明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及其面貌，在历代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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