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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岳飞赐死于大理寺”
事，末了写道：“天下冤之。
飞死，年三十九。
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
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
[78]这个细节，写出了“天下冤之”
之所由来，文不多而分量极重。
《要录》征引赅博，所据书在200种左右。
对所记史事，仿《资治通鉴考异》之法多有自注，或胪列众说，或考辨真伪，反映出作者在采撰和体例上的严谨。
清四库馆臣评论《要录》说：“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
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
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
又说：“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宏博而有典要”
[79]的著作。
这个评论，李心传是当之无愧的。
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的传统。
而《三朝北盟会编》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国语》的传统，后者是分国编纂起来的文献资料汇编，并于一国之中略按时间顺序编次；前者是按专题编纂起来的文献资料汇编，并依严格的编年体进行编次。
这两种撰述形式，在宋代史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撰述思想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史家多继承孔子修《春秋》而述当代史的传统，私人撰述如《史记》、《通典》等通史皆迄于当代，官修史书如历代国史皆然。
其中主要原因，往往是受到现实的启示、激奋而使之然，反映出了史学家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两宋之际的历史变动，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它像秦汉之际、两晋之际、隋唐之际、中唐变故、五代宋初的历史形势一样，启示着史学家的沉思，激发了他们的撰述热情。
《长编》、《会编》、《要录》是古代史家在撰述思想上这一传统的突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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