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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
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是有与之共鸣的人的。
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
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
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
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
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本尝皆备其礼也。
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
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
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22]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十分形象、具体了。
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绝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因此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
，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
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
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
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
反之，情况就不一样了，“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
他根据汉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为：“呜呼！
治之难也。
以此视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
从这些话来看，曾巩所论与苏洵也有不同之处，苏洵是“忧小人”
，曾巩认为“小人”
、“正人”
总是会有的，而所当忧的是“用否如何”
，这就比较切合实际了。
诚然，同曾巩比较起来，欧阳修的忧患意识也是史家之忧的突出反映。
欧阳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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