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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信念、良史及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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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有些问题如关于史家“三长”
和“直书”
的评论，已明显地反映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的发展。
这种发展到中唐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向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论性的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史学家这种自觉意识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宪宗元和八年（813），韩愈任史馆修撰。
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历史撰述方面做出贡献，并对前代优秀史家吴兢等给予称赞。
韩愈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
其要点是：“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
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
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
他举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直至本朝吴兢等为例，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也？”
还有，“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
[242]等。
这是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韩愈对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一些不正确看法。
次年正月，韩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书韩愈，诚恳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看法。
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
在这封信中，柳宗元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批评了“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的看法，而着重阐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的思想。
这就是说，坚守中庸的道德标准，但又不可丢掉史学家的正直精神。
柳宗元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这是从一般任职来说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于仕宦的看法。
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柳宗元进而提出：“退之（韩愈字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意即担心的不是什么天刑、人祸，而是放弃正直的精神从而失掉中庸的原则。
在柳宗元看来，中道即中庸之道，不是可以不讲原则，放弃史学家的公正的立场。
否则，“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心沉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243]。
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怎能容忍唐代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没呢！
通观此书，柳宗元以阐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的原则，而涉及史学家的德行、勇气和对于社会的责任心等问题，较多地从理论上反映了史学家强烈的自觉意识。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他撰《非〈国语〉》、《封建论》、《天对》等文，证明他于史学尤其在史论方面，是有突出的见解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上述论点亦可视为史学家的一种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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