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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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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直书”
之认识与实践的深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的新转折、新成就，从不同的方面激发了史家自觉意识的成长，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史家的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一方面是对古老的史官职守的继承与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意识形态之主流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做出史学的解释。
这种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在唐代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关于“直书”
认识与实践的深化，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反省，关于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现依次论述如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
尽管“曲笔”
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掩盖不住“直书”
的光辉。
对于唐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
恰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更大的魅力。
因此，在唐代史学中，史家直书，不绝若线。
而这种直书的传统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特点。
——“书法无隐”
、“直书其事”
的撰述原则。
“直书”
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则之一。
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出的修史原则要求是：“务加详核，博采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223]这“书法无隐”
指的就是“直书”
。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224]“皆须备载”
的要求，也包含着“直书”
的思想。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玄武门之变”
一事，“语多微文”
，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225]这里说的“直书其事”
，把“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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