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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之度量”
不同于种种“奇才”
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
。
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
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度量”
的见解相关联，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
与“人君之德”
。
《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
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
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
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196]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才华。
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
、“禁暴戢兵”
方面，否则将与身份不相吻合。
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
的标准。
在讲到“人君之德”
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
[197]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
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第二，分别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
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史识。
他对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下面是关于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问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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