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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这就是“化人”
的实质。
但是问题在于：魏徵在这里借评论历史，既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同时也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
的严格要求。
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为了实现前者，必然要求后者。
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课题。
一个新建的皇朝，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略？这不能不成为唐初统治集团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唐初统治集团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
宋代著名史家范祖禹记载说：“帝（按指唐太宗）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
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徵对曰：‘不然。
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
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帝深然之。
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耶？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帝卒从徵言。”
[180]这一番争论驳难，在魏徵与封德彝之间，自然是十分激烈的；对唐太宗来说，究竟采取什么统治方略，也是极为关键的。
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几年之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记：贞观四年（630），“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181]。
故唐太宗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振耀威武，征讨四夷。
’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徵之力也。”
[182]联系唐初的历史，对于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倡“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的吏治风范和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
当然，唐太宗等人并非完全依靠“教化”
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他们一手抓“教化”
，一手制定《贞观律》，这是唐初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两个方面。
《贞观律》虽对旧有刑律做了“削烦去蠹，变重为轻”
[183]的调整与修改，但它毕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之一。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了有力的鞭笞。
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
，既无“贞烈”
、亦非“忠臣”
，而其子孙“特为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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