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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从史家本人的品行各异，以致出现“直书”
、“曲笔”
的分途：有的是“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故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
有的或“曲笔阿时”
、“谀言媚主”
，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
这些情况的出现，也还有社会的原因，皇朝的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都可能成为“直书”
与“曲笔”
分道的缘由。
直书同曲笔的对立之所以成为史家的撰述原则，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刘知幾反复指出，直书产生“实录”
，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
；曲笔制造“诬书”
，其社会影响是“使忠臣义士羞”
。
他从这种史学自身的价值观和史学的社会价值观出发，热情地赞颂历史上那些“直书其事”
、“务在审实”
、“无所阿容”
的史家，说他们的“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他激烈地批评那些制造“谀言”
、“谤议”
、“妄说”
、“曲词”
的人，认为他们所作“安可言于史邪？”
这里，他把史家应当遵循的撰述原则已做了清晰的阐述。
刘知幾从历史、社会和自身20年的史官经历中，深知“世途之多隘”
、“实录之难遇”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而“史之不直，代有其书”
。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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