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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材之人，以德为目。
兼德之人，更为美号。
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
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
具体而微，谓之德行。
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
一至谓之偏材。
偏材，小雅之质也。
一征谓之依似。
依似，乱德之类也。
一至一违，谓之间杂。
间杂，无恒之人也。
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137]
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
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材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只有“兼有英、雄”
，才能“成大业”
（《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等等。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一般不结合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只有个别的篇章（如《流业》）采取了列举人物的表述方法。
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138]，刘知幾论此书说：“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
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
[139]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
《人物志》对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
《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
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
[140]宋人阮逸称它：“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
[141]
《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对于人的后天培养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
[142]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人物志》于名家类，其文曰：“《人物志》三卷，刘邵撰。”
原注：“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
亡。”
于此可见，关于品评人物的理论，在魏晋南朝，已成风气。
又《颜氏家训·名实》开篇写道：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
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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