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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区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而近、由广而微地编纂成一书，集中记述了东晋初年以前梁、益、宁三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区）的历史，堪为这个时期地方史撰述中的杰作。
常璩撰《华阳国志》的旨趣，既有史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他在《序志》中开宗明义地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
他称道陈寿撰的《益部耆旧传》，但认为它“三州土地，不复悉载”
。
又说《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
，但“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
。
又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
，“桑梓之域，旷为长野”
，“惧益遐弃，城陴靡闻”
，担心家乡的历史遭到湮没的命运。
所以他说自己是“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
故虽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
。
这些，都是从史学上着眼的。
从政治上考虑，他是要以本书证明：“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
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
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
因此，他撰本书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
[107]。
总之，浓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确的政治说教交织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华阳国志》有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
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秦文献。
《华阳国志》在编撰体例上受《史记》、《汉书》影响最大：前四卷脱胎于《汉书·地理志》，但在局部叙述上要比前者来得丰富；中间五卷，仿照《史》、《汉》本纪和荀悦《汉纪》；“先贤”
、“后贤”
叙人物，形同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先贤”
赞语效法《汉书》的“赞曰”
；末卷，《序志》已如上述，《士女目录》可能是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
这反映出了常璩在历史编撰上的良好修养。
常璩在历史观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批评世俗流传，说是“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
的谬说，指出：“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终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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