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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代兴亡的关系[228]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
再如，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宋论》，以及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
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史学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宝库的幽深博大。
从忧患意识来看：孟子在讲到治国、做人时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29]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
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230]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
的优秀品质。
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等这些古代大史家，无一不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近代以来，如魏源、张穆、何秋涛、姚莹、王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亦莫不若是；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则更是如此。
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近代救亡图强爱国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
“良史之忧”
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如同郭沫若所说，即使是“风雨如晦”
之际，也正是“鸡鸣不已”
之时。
[231]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第三，史学与文化发展。
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条件。
但是，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它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史学与文化积累的关系上。
从狭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成果，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到《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史书，可以看到这种成果积累的趋势。
然而，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这是因为，从广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所反映的内容，无不与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所反映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史学（作为狭义的文化之一部分的史学）的范围，而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狭义的文化）、教育，等等，并成为这些方面演进的记录和载体。
举例来说，《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诸书，是史学对文化（狭义的文化）的丰富；而作为史学著作的《隋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史学自身的范围，使人们对隋代的文化（广义的文化）现象、文明进程有深入认识和研究的可能。
可见，史学在文化积累方面肩负着双重任务。
所谓积累，在文献资料、历史过程、思想遗产等各个领域，都是十分丰富的。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
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尔。
[23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
的名家。
二是《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三是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
。
四是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
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姓名。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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