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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
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铨事，历兹未远。
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218]
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219]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同他对史学的上述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密切联系的。
以上这些认识，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
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
，即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
和“内自省”
，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
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人们的史学活动，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第二，史学与社会进步。
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而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
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从政治决策看：《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同旧贵族关于是否变法的激烈辩论，其中商鞅的历史见解以及他运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秦国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政治决策，有重要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
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刘邦命名曰《新语》[220]。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
、“中和”
之政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
历史证明，汉初实行“与民休息”
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唐初，李世民为秦王时，即时时同虞世南“共观经史”
，“商略古今”
，这对李世民即位后“贞观之治”
局面的形成，在决策上是有所裨益的。
《旧唐书·虞世南传》记：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
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
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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