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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守常辄，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
；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汉）曹（魏）之末”
[144]。
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们不能从已经进步的时代倒退回去。
唐初，魏徵建议唐太宗于大乱之后实行教化政策。
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
魏徵反驳说：“若言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145]魏徵后来协助房玄龄监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并主编《隋书》，撰写了《隋书》史论及《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对唐代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他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李百药、魏徵、杜佑、柳宗元、王夫之等，都有共同之处。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自秦汉开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于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杜佑的“中华”
、“夷狄”
论，从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方面反映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而古代史家的民族关系思想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
以《史》、《汉》创始的中国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涉及多民族的历史。
秦汉统一以前，《尚书》、《诗经》，尤其是《春秋》、《左传》，也写到了先秦时期各族的关系。
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重视民族关系史的优良传统。
而关于民族关系问题则有种种不同的观点。
从隋唐以后的历史撰述来看，重视民族间的历史联系以至阐述多民族同源共祖的观点，是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重要趋势。
西晋江统曾著《徙戎论》一文，借口遵“《春秋》之义”
，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对战国、秦汉、三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做消极的评价，提出对内迁各族“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146]，当时有人“服其深识”
。
但是，客观历史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徙戎论》的主张。
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移、斗争、融合的发展，不仅“徙戎”
的主张变得荒唐可笑，就是“华夷之辨”
也逐渐为史家所反对。
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的修史情况，提出“编年以备南北”
的撰述思想。
其子李延寿后来撰成《南史》、《北史》，就是执行他的遗命，“追终先志”
的成果。
[147]唐高祖接受了令狐德棻（583—666）的建议，下达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诏书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148]这种以诏书形式对有关六个皇朝的评价，其中包括对于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北魏、北周的评价，在称谓、措辞、历史地位等方面，都是做同样看待的，并且都要为它们撰写后来被称作正史的、反映其兴亡得失的一代之史。
这在以往的史学中还不曾有过，它反映了唐初史学家和政治家在民族与民族关系思想上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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