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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人著史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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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大的方面，此即刘知幾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
，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
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
；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
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107]。
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
但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
换言之，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
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历代史官所不及的。
这样的史家，先秦以孔子为代表。
自汉迄清，代有其人，举例说来，如荀悦、袁宏、裴松之、范晔、萧子显、李百药、杜佑、王溥、刘攽、刘恕、郑樵、胡三省、马端临、王圻、王世贞、李贽、陈邦瞻、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马骕、谷应泰、全祖望、章学诚、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
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第一流作品。
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
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杂传、野史、笔记、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
这些史家，是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极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汉纪》、《后汉纪》、《三国志注》、《后汉书》、《通典》、《唐会要》、《通志》、《资治通鉴新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读通鉴论》、《日知录》、《文史通义》、《考信录》等，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
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荀悦撰《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108]。
《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
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
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
[109]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
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
[110]的现象。
这“蓬茨之下”
的“立言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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