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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65]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
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
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
他认为：“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原注：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
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
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
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
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66]他认为自明以上，历代史书尚有可取之处。
这跟梁启超把《二十四史》看成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
，显然是不同的。
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
，是指“清史”
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
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因缘。
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
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
。
他在上一篇《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
“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
方是时，则诚满志矣。
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
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
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
章太炎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
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
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
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
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
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
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
，必以阐述“事迹”
为基础；若“事迹不具”
，仅仅“变更义法”
，是不可取的。
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
有四弊、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
的撰述上加以纠正、落到实处，还需费一番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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