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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交恶及中西构衅之始末”
，继而阐述英、法、弥（美）、俄“四国联盟而合纵称兵”
一齐侵略中国，以武力攫取种种特权，直至咸丰十年（1860）英军“入寇京师”
而“上狩滦阳”
。
篇中夏燮对英、法、美、俄四国的侵略野心颇有揭露和抨击，尤其对俄国强迫清廷割让大片领土表示极大愤慨，显示了一个爱国史家的明确立场。
他还引用《西人月报》的评论，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将从中窥衅，以收渔人田父之利。
此不可不虑者也。”
[56]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险恶了。
这是《中西纪事》给予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夏燮正是以一种在当时是至为难得的世界意识，把两次鸦片战争置于中西关系的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叙述，指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外洋”
之“唯利是趋”
的侵略本质。
夏燮史学之世界意识的价值即在于此。
夏燮同姚莹比起来，他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于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
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从姚莹到黄遵宪，中国史家所孜孜以求的，不论是在民族、疆域、国家方面提出的新认识，还是在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方面提出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
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因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多意在留心世务、关注国运，是一些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人。
他们批评那些“坐井观天”
、“暗昧无知”
，“好谈古义，足以自封”
的士大夫，在“夷务纷纭”
的年代“茫昧自安”
，必将“误天下国家”
，显示出了“良史之忧”
的深刻见解。
从中国史家的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中可以看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愈来愈强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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