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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新以后，壹意外外，既遣大使巡览欧洲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
。
明治四年（1871），设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
，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一方面“争延西人为教师”
，一方面有大批公费、私费学生“留学外国”
，同时兴建其他各种文化设施，等等。
“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
，虽然也存着“异论蜂起，倡一和百”
的情况，但“国家政体，多采西法”
，已成大势所趋。
作者进而著论批评在中国存在着对于西学的保守、狭隘看法，“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
他进而分析说：“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艺术之精，资以务财训农，资以通商惠工，资以练兵，遂得纵横倔强于四海之中，天下势所不敌者，往往理反为之屈。
我不能与之争雄，彼挟其所长，日以欺侮我、凌逼我，我终不能有簪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捍卫吾道者。
正不得不藉资于彼法，以为之辅。
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矣。”
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士大夫说的，颇有循循善诱之意，故在论西学之长时，口气多有缓和，不似他处激昂，足见作者良苦用心。
当然，黄遵宪并不主张“尽弃所学而学他人”
，但他毕竟是了解世界、面对现实的，他提醒人们要关注这样的道理和事实：“器用之物，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
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固无论矣。
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
[43]他以此反复说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学，以免陷于“不达事变”
之境。
总的来看，黄遵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证明汉学、西学兼用的必要性，这也是言为日本而意在中国。
而他所说的“西学”
，非仅指器用而言，而是同他说的“政从西体”
的主张相表里的。
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窠臼，但他毕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效法西学实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推重西学的同时，已朦胧地觉察到西方国家所潜伏的弊病：“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
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
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
[44]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欧洲史和世界史证明，黄遵宪的预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魏源、王韬到黄遵宪的外国史地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视野、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
《海国图志》作为当时的世界史著作，《法国志略》和《日本国志》作为当时的国别史著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它们在体裁、体例和详近略远的撰述思想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和撰述，仍有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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