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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撰述的深意。
又如卷十四，详载土尔扈特部之一部分因准噶尔部“恃其强，侮诸卫拉特”
的缘故，在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
，“厥后稍就弱，俄罗斯因称为己属”
，但因“土尔扈特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与俄罗斯城郭处异；衣冠用缯罽，复与诸卫拉特绝异”
，于顺治十二至十四年（1655—1657），和鄂尔勒克后人“相继遣使奉表贡”
，“康熙中，表贡不绝”
。
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时，终于“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
。
于是作者写道：“自国初绥服蒙古以来，至是乃尽族而臣之。”
作者在注文中征引了乾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丰其记，其中有几句话是：“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
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
作者详记此事，自然是对土尔扈特部的爱国之举的肯定，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爱国情怀。
但是，百余年中，土尔扈特部走而复归，这件事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书在鸦片战争之后咸丰九年（1859）刊行，对时人有重要的启示。
祁寯藻在此书序中论蒙古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书的价值时写道：“如科尔沁、土默特之拱卫边门；翁牛特、乌珠穆沁之密迩禁地；四子部落，环绕云中；鄂尔多斯，奄有河套。
至于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或跨大漠，杭海诸山，或据金山南北，或外接俄罗斯、哈萨克诸国，所居皆天下精兵处，与我西北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诸镇重兵相为首尾，是皆讲经制者所当尽心也。
承学之士，得此书而研究之，其于中枢典属之政务，思过半矣。”
《蒙古游牧记》所叙“方域”
，包括现今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青海、东北三省蒙古族活动区域，以及今蒙古国。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祁寯藻的这些话，写在咸丰九年，尤能反映出这书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蒙古游牧记》吸取了《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蒙古的资料，而其征引则上自历代正史中关于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的史传、地记，下至道光年间的诏敕、文书，搜罗广博，而尤注意吸收前人和时贤在蒙古史、元史撰述上的成果。
作为地理书来看，作者借鉴了《洛阳伽蓝记》的写法；作为记事之书来看，作者借鉴了《通典》自注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
全书的注文要多出正文的分量，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识和考证的精良。
祁寯藻称赞此书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
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又说：“然则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
[9]这里，除“二者不可得兼”
的说法未必妥帖，而对《蒙古游牧记》的评论应当说是中肯的。
何秋涛为此书末4卷所做的补辑工作，竭尽心力而又不掩原作之美，凡补辑之文皆标出“补”
字，凡补之注皆标明“补注”
，以与原文、原注相区别。
其治学的严谨之风、诚实之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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