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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严复所宣扬、阐说的进化论时，认为对“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进”
的阶段，同康有为一样，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
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性。
在严复的著作中，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
的思想，把自黄宗羲、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水平。
他在《辟韩》等文中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认为民是天下“真主”
。
这些见解，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君史”
、“民史”
的划分，批判“君史”
和倡导“民史”
，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起“新史学”
的旗帜，以及他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许多阐述，都同这几个特点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而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商务印书馆分3册出版，1933年再版时更名《中国古代史》），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它在历史理论上是按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在表现形式上是按章节体写成，反映出关于中国历史之撰述的新面貌。
此书以上古、中古、近古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卒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如韩非、史学家如刘知幾都有关于历史之划分阶段的说法，其中虽也包含有历史进化的朴素认识，但与近代的历史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们也不曾按照自己的认识写出相关的历史著作。
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继承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
和中国古代史学上“彰往察来”
的优良思想传统，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智莫大于知来。
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
这也表明，近代史学的萌生，还是同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内在的联系。
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史学，一方面是传统史学的延续，一方面是近代史学的萌生。
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
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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