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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宇宙间不可少之古籍”
[116]。
阮元详考《十三经注疏》版本源流，指出“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
[117]，乃以家藏“十行本”
为主，参照他人善本，在卢宣旬、黄中杰等协助下，历时19个月，刻成宋本《十三经注疏》，并将所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别附于各经之后。
这被誉为是一件“盛事”
，是阮元“嘉惠士林之至意”
[118]。
阮元在主持校刻这两部大书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后人不应“凭臆擅改”
古书，“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
[119]。
这足以看出他治学的严谨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
阮元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就亦多，自称做了10件事，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撰《积古斋钟鼎款识》等（《金石十事记》，见《揅经室三集》卷三）。
他认为，金石文字“所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
[120]。
阮元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金石文字的。
龚自珍评论说：“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劻史。”
[121]
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他虽然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但他在学术思想上又具有“汇汉、宋之全”
[124]和“持汉学、宋学之平”
[125]的特点。
他在经学方面较多地总结了清人的成果，而在历史文献学方面较多地继承了宋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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