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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
顾炎武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5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之轻者相等矣。”
[54]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55]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的材料披露出：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鬻田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
[56]；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画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
[57]的地步了。
关于水利，作者汇集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论著。
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
这反映了明代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隶、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
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
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这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反映出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纂述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却蕴含着纂辑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深刻的历史见识。
顾炎武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都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
这集中反映在收录于《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9篇、《钱粮论》2篇、《生员论》3篇、《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论文。
《郡县论一》对封建、郡县的废兴提出了新的认识，顾炎武指出：“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如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
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这末了两句话，是揭出了封建、郡县弊端的本质，而“其专在上”
则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来的。
顾炎武对于郡县制必然要变以及如何变均持肯定而明确的看法，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
然则将复变而封建乎？曰：不能。
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虽然他对于“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的解释不免模糊，但他提出必须克服“其专在下”
与“其专在上”
的弊病而使封建郡县两种制度达到某种程度的调和，确是具有理性主义的天才设想。
顾炎武在《钱粮论》中对于农民有谷无银而出现“人市”
和“火耗”
造成的“生民之困”
[58]，深寄同情之心，并揭露了封建吏治的腐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民主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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