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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史书的作用，就是“述往以为来者师”
，这就要求撰述史书的人明确而又能够把握“经世之大略”
，使后人足以认识到历史上的“得失之枢机”
，以为现实的借鉴，否则人们又何必需要史学呢。
这是极明确地指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把史学上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概括得更鲜明了。
他还说：“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
[42]因此，史学是极庄严的事业。
“垂于来今以作则”
，是从正面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作用。
他撰《读通鉴论》，就是在实践这种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即所谓“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
[43]。
王夫之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首先是他不赞成把史学仅仅作为一种知识来看待，指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
[44]他尖锐地批评说：“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
；这样的人，“闻见虽多，辨证虽详”
，不过是“玩物丧志”
罢了，与史学经世无涉。
其次，他认为史学的经世作用，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上有足够的重视，才能发挥出来。
他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分析道：“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这是说明不懂得历史借鉴和懂得历史借鉴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同。
那么人们怎样“取资”
于历史呢？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考察，从而取得正确的认识，用以指导当前的政治实践。
王夫之进而强调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只要具有上述的思想和认识，那么历史就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再次，王夫之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历史这面“镜子”
与通常人们所用的镜子的不同之处。
他指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
[45]第这是进一步说明史之为鉴，只有通过认识历史之主体的认识活动才能实现。
所谓“唯在一心”
，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史可为鉴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后来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有所论述，但像王夫之从理论上阐述得这样透彻的，在他以前还不曾有过。
王夫之的另一部历史评论著作《宋论》，凡15卷，详论宋代历史的得失，对其错综复杂的矛盾都有精到的分析，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
这两部历史评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是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
这不仅是它们在内容上的系统和完整，还在于它们都达到了当时历史思想发展的高度；书中许多分析和论断，可以看作是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也可以看作是思想家对历史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王夫之在历史评论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批判精神，同黄宗羲有很多相通之处的话，那么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则同顾炎武有很多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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