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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序称谈迁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
，吴晗考订《国榷》卷一至卷三十二引书多达120余家，以证喻说之确。
[109]
谈迁历史撰述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国榷·义例》开宗明义就说：“横木水上曰‘榷’。
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
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
这种求实的思想是他撰述《国榷》的指导思想。
他说的“归本于实录”
，是针对那些“讹陋肤冗”
的编年史说的，并非是盲从于实录；他说的“遍考群籍”
，往往又是为了订正实录的阙遗和讹误，并非是尽信稗官、野史之说。
《国榷》全书约430万字，写出了明代历史的全过程，它成于清初，但却是晚明史学上的一个壮举。
《国榷》详于万历以后史事，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明皇朝跟建州女真之关系的历史记载。
这是《国榷》在晚明历史撰述上的一大贡献。
《明实录》是记述明代历史的主要文献，但它有不少隐晦和曲笔，《国榷》做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这是它在晚明史学上又一贡献。
然而，谈迁既以“江左遗民”
的身份“榷史”
，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
。
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明末农民起义是仇视的，以至渲染农民起义军的残忍和恐怖，这在他记李自成进北京和张献忠进成都时尤为突出。
其次，谈迁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他对明皇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
但他对明皇朝的深致眷恋之情，也妨碍着他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写崇祯皇帝之死，实际上要写出一个“圣明”
之君“虽圣明无如之何，岂非天哉”
[110]的悲壮场面，从而使他的历史观又罩上了天命论的神秘色彩。
谈迁在清代只生活了十几年，《国榷》初撰稿是在明亡前完成的，再撰稿因不曾刊刻而得免于清朝官方的干预以至于遭毁的厄运，使这部明朝人撰写的明朝史巨著得以流传于后世。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把谈迁视为晚明史学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殿军，或许是恰当的。
[1]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180页。
[2]吴晗：《记〈明实录〉》，《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3]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4]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6]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7]初修《大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当在1503年，此处按常例，仍书为1502年。
[8]《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明实录》第2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83～784页。
[9]宋濂等：《元史》附《宋濂目录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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