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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舟千艘、粮万石，渡江淮以溯黄河，从此浮济入汶，逾沧瀛而达通惠，皆藉渟溜疏通。
其中设堤岸以束奔腾，建闸坝以时启闭。
虽浚凿排瀹，运用赖于人谋；而转徙变迁，缓急难调水性。”
[49]这正是明代学人重视漕政和漕运史撰述的社会经济原因。
漕政方面的著作，往往出于与此有关的官员之手。
如《漕政举要录》18卷，是武宗时总督漕运的邵宝所撰。
此书卷一至卷六为河渠之政，卷七为舟楫之政，卷八为仓厫之政，卷九为卒伍之政，卷十至卷十一为转输之政，卷十二为统领之政，卷十三至卷十五为纪载之政，卷十六为稽古之政，卷十七为准今之政，卷十八为杂录。
这书主要讲漕政，但也有一些卷涉及漕运之史。
漕运史方面的著作，有在世宗时负责总运江北的杨宏所撰《漕运通志》10卷。
杨宏曾撰《漕运志》4卷，后扩展为“通志”
10卷，考古今沿革。
全书有六表三略：六表是漕渠（分为2卷）、漕职、漕卒、漕船、漕仓、漕数，三略是漕例、漕议、漕文。
其序称：表立则经见，略辑则纬彰。
表、略关系是经、纬关系。
黄承元撰《河漕通考》2卷，是兼论治河与漕运的书，其上卷论河防，下卷论漕运，都是上溯历代而下迄万历中期，文颇简洁，是纲要式的通论。
不仅治河与漕运相关，治河也跟三吴水利相照应：治河是北方水利的大问题，三吴水利则是东南水利的关键。
上述有的论治河之史的书也论及三吴水利，并不是偶然的。
值得重视的是，归有光（1507—1571）所撰《三吴水利录》4卷，是专论三吴水利之史中有特点的著作。
归有光在本书小引中写道：“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志《沟洫》，于东南之水略矣。
自唐而后，漕挽仰给天下，经费所出，宜有经营疏凿利害之论，前史轶之。
宋元以来，始有言水事者。
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复之文，揽引途说，非较然之见。
今取其颛学二三家，著于篇。”
[50]这是讲到了自唐以后，漕运与三吴水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专学之论，不被重视，此书编纂即为弥补这一不足。
因此，这书前三卷是采辑前人论水利之尤善者七篇编次而成，其中郏亶书二篇，郏乔书、苏轼奏议、单锷书、周文英书各一篇，附金藻论一篇。
作者自撰《水利论》二篇，编于卷四，并以三江图附于其后。
其《水利论》是对前人所论“未尽之理”
予以发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主旨在于：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余力。
清人认为：“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
[51]同此书相比较，王圻的《东吴水利考》10卷则是以图为主的水利史著作。
王著前9卷为图考，图各有说，于苏、松、常、镇四郡尤详；末卷为历代名臣奏议。
此书颇多疏略，清四库馆臣甚讥之。
然作者意图在于以图说与论议相结合，以考东吴水利之史，还是可取的。
自宋元以降，论治河、漕运、水利之史的著作逐渐增多，而至明代尤为明显地呈发展趋势。
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之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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