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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译史工作，对于金朝统治下的汉人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它对于金朝统治者和女真族士人来说，却是跟他们的政治活动、文化教育、仕进制度密切相关的。
金世宗说译《五经》是要使“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
，那么译史书自然要包含历史教育的目的。
而与之关系尤为密切的，便是科举考试。
金代的科举考试，对各族士子在史学上都有明确的要求。
正隆元年（1156），即“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
明昌元年（1190），又进而规定“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
，把三史扩大到十七史。
[146]
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分量。
如前所述，自女直进士科的设立，对女真士人也相应地提出了史学上的要求。
如徒单镒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后来在朝中做官。
泰和元年（1201）他任平章政事时，痛感“时文之弊”
，乃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
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
章宗“诏为永制”
[147]。
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虽不是历史撰述工作，但对以女真族统治集团为主的金朝政权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学活动。
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视读史，注重吸取历史经验。
熙宗对臣下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他还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学”
为悔，颇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诸书。
[148]金世宗在位时间较长，于史书也颇有论说，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他读《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难能者”
。
他自谓“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
[149]。
从他们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金代的译史之举同辽代一样，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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