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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机会”
？朱熹没有明说。
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
或与“大机会”
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
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遗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
[115]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一段，邓禹初见光武一段，武侯初见先主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116]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
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是“大机会”
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
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
，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
。
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
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
[117]。
孙、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
，以此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
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
，比较容易理解。
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
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118]《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
，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
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
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
……秦汉而下，自是弊坏。
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
[119]这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
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
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
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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