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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卷四《魏贾逵碑》跋尾指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所记贾逵为郭援所杀事，与碑碣称述不合，故“颇疑陈寿作传好奇而所得非实也”
，同时指出裴注言贾逵享年亦与碑文相异。
跋尾之文不独指出有史传所记的谬阙，有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历史见解。
卷二《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跋尾指出：“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
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
然而士子修饬，喜自树立，竞竞唯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
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
这一见解同郑樵《通志·氏族略》序相同，对于说明唐代社会的门阀性质是很重要的，而欧阳修之说更早于郑樵之说。
欧阳修自谓“性颛而嗜古”
，但他在金石学思想上却显示出朴素的辩证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集古录》卷九《唐人书杨公史传记》跋尾全文如下：“右杨公史传记，文字讹缺。
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为公不朽计也。
碑无年月，不知何时。
然其字画之法，乃唐人所书尔。
今才几时，而磨灭若此！
然则金石果能传不朽邪？杨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传邪？凡物，有形必有终弊。
自古圣贤之传也，非皆托于物，固能无穷也。
乃知为善之坚，坚于金石也。”
这是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二十日所书。
他嘲笑了一种想托于金石而传诸不朽的做法，认为古之圣贤所以能传不朽并非只是托于金石之物，他们的高尚精神是“坚于金石”
的。
这不仅反映了他对金石铭文之作为历史文献的辩证认识，也反映了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评价原则，以及他们之所以受到后人追念的原因。
《集古录》在金石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是包含着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的。
《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1081—1129），字德父，北宋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
就卒年来说，他晚于欧阳修43年，而早于郑樵47年。
由此，也可看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情况和继承关系。
赵明诚历任知莱州、淄州、建康、湖州，卒于病，年仅48岁。
所著《金石录》30卷，前10卷为其搜求所藏2000件金石铭刻的目录；后20卷为其所撰部分金石铭刻跋尾，凡502首，仅占全部收藏的四分之一。
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说：“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
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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