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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风而言。
在这个问题上，郑樵已走到了重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之真理认识的边缘。
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
为改变这种状况，郑樵自谓：“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
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他的《昆虫草木略》就是在参考前人成果而结合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他写《天文略》，也注重做实际观察。
自谓曾得隋丹元子《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
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
[52]。
这写出了一幅黑夜观星的图画，也写出了作者的实学精神境界。
第四，是理论上的价值。
这反映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
《地理略》序写道：“州县之设，有时而更。
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为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
是故《禹贡》为百世不易之书。
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
这里有些论点似不可取，但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关系的理论认识。
于《都邑略》序，郑樵阐述了“建邦设都”
的地理条件，并征引唐末朱朴的献迁都之议以证己说，涉及地理条件和政治统治之关系的一些理论认识。
这是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
在史学理论方面，《灾祥略》序批评了“务以欺人”
的“妄学”
和“务以欺天”
的“妖学”
。
认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
‘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惟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天之学。”
郑樵早年作《春秋传》，削去三家褒贬之说，“以杜其妄”
。
他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上，反映出严肃的求实精神。
这同他作《灾祥略》以反对“欺天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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